在1981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以邓小平以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概括总结了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之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相关书籍1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且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是中基础上发展而成。
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中国共产党将该理论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在80年代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被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可以说，“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它事关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败，事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三、“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挹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概念和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中外历史上都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四个尊重"的重要政策思想，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的前提，进一步突出了“四个尊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既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各方面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发展愿望。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当前，一是要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二是要从制度上保障竞争机会的平等。当前，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机会的平等特别是竞争起点的平等。三是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以改革的办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重点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的完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有些政策前后矛盾、互相打架的情况，导致一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改革发展成果。这种现象必须努力克服。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特别要关心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群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阶层、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呈现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要继续采取有效扶贫帮困的社会政策，确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同时，还要认真解决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者权益维护中的实际问题。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当前，要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国际经验表明，群众团体、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曾经出现过和尚未出现过的各种突发事件。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显现。在做好传统领域工作的同时，对卫生、信息、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对防范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必须切实予以加强。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包括信息采集和自动汇总机制、网络应急指挥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社会治安保障机制等。设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突发事件的诱因。把应对突发灾难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突发灾难应对基金监管、物质储备、民间援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戒严法、国防法、防洪法、防震灾害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具体的紧急状态法律。但这些单行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并且对紧急状态下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也不够清晰。因此，应当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把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机制，明确公民、志愿者、专业团体、社会组织等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用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系。
去年以来，到各级信访部门反映农村征用土地、城镇居民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的明显增多，重复上访和集体上访现象比较突出。要解决信访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抓起，认真解决导致信访产生的各种问题。同时，要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畅通信访渠道为主线，以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为核心，以基层信访工作为重点，依法保护群众正当的信访权利，依法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上访行为。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和领导干部下访制度，不断完善常年接访、定期约访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抓住热点、难点问题，立足于早发现、抓苗头，把各类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